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—“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”的墓碑。亦称广开土王碑，或广开土王陵碑。

　　好太王碑建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（公元414年）。是用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凿而成，略呈方柱形。这种石料多见于集安的良民和上下活龙一带的鸭绿江边。好太王碑高6.39米，幅面宽1.34~2.0米不等。高句丽工匠们修凿成形以后，将它立起来，然后书写、镌刻。四面环刻汉字碑文，共44行，每行41字，除去行文及碑石缺损空刻，共1775个字。碑文为汉字，大小在9~10厘米左右，为方严厚重的隶书，也保留部分篆书和楷书，形成一种方方正正的书法风格，是我国书法由隶入楷的重要例证之一。

　　好太王碑文大体上分三段内容。

　　第一段记叙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传说：惟昔始祖，邹牟王之创基也。出自北夫余，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。剖卵降世，生而有圣德。命驾，巡幸南下，路由夫余奄利大水。王临津言曰：“我是皇天之子，母河伯女郎，邹牟王。为我连葭浮龟”。应声即为连葭浮龟，然后造渡。于沸流谷，忽本西，城山上而建都焉。

　　据此，多数学者认为高句丽始祖邹牟王出自北夫余，（扶余是以现吉林市为中心的两汉时期最强盛的东北少数民族政权）高句丽始祖由扶余南下至浑江流域的卒本川（现桓仁五女山城）创立了高句丽政权。

　　好太王名谈德，是故国壤王的儿子。“生而雄伟，有倜傥之志”。公元391年，只有18岁的高安继承王位。公元412年，昊天不吊，卅有九，宴驾弃国。”公元414年，即“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，迁就山陵。”谥号“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”。

　　好太王在位22年，高句丽国家政治稳定，经济繁荣，军事力量强大。碑文记载，“庶宁其业，国富民殷，五谷丰熟”。为了纪念好太王一生的功业，铭刻守墓烟户，立了这块碑。

　　第二段以较大的篇幅，记录了好太王一生东征西讨，开拓疆土的战事和军事活动。

　　公元395年，王以碑丽不归，躬率往讨。

　　公元396年，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。

　　公元398年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，因便抄得莫斯罗城，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。

　　公元399年，百残违誓，与倭和通，王巡下平穰。

　　公元400年，教遣步骑五万，往救新罗。

　　公元404 年，倭不轨，侵入带方界，王躬率征讨。

　　公元407年，教遣步骑五万，攻打百济。斩煞荡尽。

　　公元410年，王躬率大军讨东夫余。

　　碑文中主要是对百济和倭的讨伐战争，同时救援新罗。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，洛东江以西以东的两个国家。倭则是日本列岛上的古代国家。倭人多次渡海到朝鲜半岛侵扰新罗、百济，并与百济联兵向高句丽南部边境进犯。因此，好太王亲率大军打败倭寇，征服百济，夺得百济64座城，1400多个村子。

　　公元396年，好太王讨百济，退倭寇之战，为出师有名，碑文刻下了原因，这就是有名的“辛卯年”条，在第一面第八行下部和第九行上部，百残、新罗，旧是属民，由来朝贡。而倭以辛卯年来渡，每破百残、    新罗，以为臣民。

　　过去释文中，大都将“每”释作“海”。同时在断句、解释上也有较大的区别。至今国内外学者也有很大的分岐。

　　好太王的一生，攻城略地，表现了强大的武功，将碑文和有关文献结合，可看出其戎马生涯的全部。当然，碑文不记好太王失利之战，并不是说从来未打过败仗。另外，碑文中的“步骑五万”，恐有夸大成分 。尽管如此，碑文中记载的史实，可信程度高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　　第三段铭刻了好太王的守墓烟户，国烟30，看烟300，共330家。国烟的身份比看烟的身份略高些，其比例关系为以一带十，成为高句丽社会什伍制度的缩影。

　　同时，还镌刻了好太王存时教言与守墓制度等，对于研究高句丽的社会生活及王族丧葬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清初康乾之世，长白山区被封禁二百多年。好太王碑被淡没在荒烟漫草之中。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桓仁设县，书启关月山发现了好太王碑。百多年来，人们捶拓，考释，研究，好太王碑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专门学科。不断掀起研究的热潮。

　　好太王碑是现存最早、文字最多的高句丽考古史料。好太王碑的发现，确认了自中世纪以来为世人遗忘的高句丽文明及中心之所在，在东北亚考古遗迹中占有重要地位。